小人物张勋的升迁之道,个人之幸,国家之大不幸

  


  张勋(1854年12月14日—1923年9月11日),乳名顺生者,字少轩、绍轩,号松寿老人,溥仪赐谥号忠武,江西省奉新县人。

  八岁,其祖父张坤一蒙太平天国之难,其母亦于是年暴病而死。张勋自述《松寿老人自叙》,特表其祖父之节行,颇可观:

  辛酉年,八岁,适粤寇(指太平军)躏县境,乡人四窜。先父王昆一公独不行,陷贼,贼逼指富室名,不告,临以刃,则詈之,因遇害。

  《松寿老人自叙》,是张勋晚年隐居天津松寿居,于1922年,应族人之邀而写的自叙传。其文文辞简约,不重叙事,唯叙张勋官职、履历及儿女情况。此处,特叙其祖之忠义节烈,或为自我期许。民国之后,太平天国起义,已为革命党正名,政治上的评价与晚清截然相反,张勋仍书之为“贼”,以王朝价值观论定起义者为反贼,既有切身家仇,更有遗民国恨。

  张勋十一岁,其父张衍任病殁。同年,张衍任遗腹子系球生。孤儿寡母,家境困顿不堪。年十四,继母温氏亦病殁。张勋与其弟系球相依为命,茕茕孑立,形影相吊。据《奉新文史资料第二辑·张勋史料》中多篇族人、相关人士的回忆性文章来看,张勋在此段时间失学、失养,靠在田间捉鱼摸虾为生。

  年十五,经一位熊姓作头(长工头)的介绍,张勋受雇翰林许振祎家,先为雇工,后为其子童仆和伴读。这在张勋的履历中,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契机。

  许振祎,清同治二年(1863年)进士,为曾国藩门生。许振祎在曾国藩幕府共16年,历经太平天国战争的整个过程,交游遍及湘淮军系统。这是张勋后来得以进入军界的因缘。

  张勋在许家充当童仆的时间,长达十年之久。1879年,张勋二十六岁,在南昌府衙内当旗牌兵,也就是侍卫兵。张勋从军,出于许家的推荐。

  1883年,许振祎将张勋推荐给湖南巡抚潘鼎新,得六品军功,为百总(相当于连长)。这一年,张勋已年近三十。张勋在军界的资历浅,并无战功,而经许振祎推荐,即得六品军功,这一破格之举,殊非寻常。这一破格用人的举动,也足见晚清军纪之败坏,用人权操纵于地方武人、督抚之手,湘淮系用人唯亲、唯私、唯裙带,全无人事考核提拔之规范。

  晚清政局动荡,权力下移,给武人的非常态化上升提供了机遇。袁世凯之投效淮军吴长庆部,并迅速崛起,与张勋之在军界发迹,可等同观之。所不同者,张勋出身卑贱,无祖荫可承,袁氏祖上袁甲三,为淮军名将,在淮军系统本就根深叶茂,不需要其他人烘托,袁世凯自动继承了这些军中的人脉关系。

  1884年,中法战争爆发。张勋随潘鼎新部开赴中法边界作战,调苏元春部。张身先士卒,数战有功,由百总而千总,进而都司(正四品,相当于旅长)、游击(师长),管带广武右军各营,驻扎广西边防。后苏元春受排挤退职赋闲,张勋亦遭遣散。值得一提的是,日后同为民国著名人物的陆荣廷,也出自苏元春部,并因与张勋的这段共事关系,两人保持了终生之友谊。

  1893年,张勋经人介绍,投效毅军宋庆部。张勋与毅军的渊源始于此。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,宋庆部消极避战,张勋无所作为,“策据虎耳山,以扼鸭绿江,未果,和议成,乃西入京师”。随后,张勋脱离毅军,投到奉旨正在组建新防军的岑春煊名下,并统领新防军。岑春煊以甲午战事赴援山东,山东巡抚李秉衡极力排斥新防军,新防军遂解散,张勋的差事再次落空。同年,淮军老将、毅军的领袖人物姜桂题将张勋介绍给了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,袁委以头等先锋官一职。这是又一次契机,张勋在北洋系统中的元老地位,由此确定。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,张勋之军职,由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管带(营长)、行营中军(督练处总务长),1899年升至总兵。

  新建陆军在晚清,取代八旗、绿营以及湘淮系,一跃而成为国家武力之基础,这是清廷应对军事现代化而不得不做出的回应。新建陆军中,小站系尤以得到朝廷财政、人力支持最多,编制庞大,十余年间,即成为北方中国最为核心的军事力量。这个军事系统在辛亥年革命后取得政权,一跃而成为覆盖北中国的军政系统。

  经1913年南北一战,北洋系势力越过长江,除西南几省之外,中国大部分省的督军、省长,几乎都出自北洋。张勋处北洋这一不断上升的系统中,其个人之获升迁,一如段祺瑞、冯国璋、王世珍、徐世昌等迅速上升,顺理成章。

  1901年,荣禄保荐张勋为副将(相当于今天的军长),以提督总兵记名,赏壮勇巴图鲁。所谓“记名”者,官吏有功绩,交吏部或军机处记名,以备提升。也就是说,张勋在次年,已获提升为提督的资格。

  是年,辛丑条约签订,帝后回鸾,袁世凯委派张勋前往扈驾。张勋忠于职守,对西太后恭谨有加。后以扈驾殷勤,谕令“宿卫端门”。此后,张勋的升迁路径,又直接与帝室挂钩。

  1910年,张勋出任总管江防各军职务,会办长江防务事宜。值得注意的是,张勋所领江防营,原为由毅军分化出来、由姜桂题所领的十个营,张勋将这十营江防营扩充到了20个营。

  张勋在前清的升迁,有湘淮军、北洋的背景,也有皇室的器重。以童仆出身,十余年间,在军界一路上升,获皇室之恩眷再四。由百总而封疆,这种升迁,不合于常规化人才上升模式,在晚清动荡之际,大异常情。张勋身份的复杂性,使得张勋的行为方式、政治理念,在民初自成一体。以北洋论,张勋虽与段祺瑞、冯国璋称兄道弟,但终究是北洋外围之人物。因受清室提携,张勋对皇室之情感,非同一般。由此,也就决定了张勋在袁世凯时代,成为夹缝中人。

  1911年辛亥革命起,张勋率部与新军在南京作战。

  “八月乱作(辛亥革命),请援武昌未允,而苏州从乱,其时总督将军方与勋筹战守,而全城文武,怵于党焰,欲有以说勋。勋直斥之曰:诸公今日吾同官,明日苟建白旗者,吾即以贼视之。众悚然而散,夜悉遁去。翌日第九镇叛,蹙之雨花台,杀伤殆尽。”

  后以民军大聚,张勋粮援不继,退屯徐州。逊位诏下,袁世凯遣使劳问,并询张勋意见,勋答曰:“袁公之知不可负,君臣之义不能忘。袁公不负朝廷,勋安敢负袁公?”

  旧时代的小人物张勋,之所以能在晚清二十余年间在军界扶摇直上,走的不是承平之日的常规上升渠道,而是非常规路线。张勋入湘军而为百总、经人引介而入新建陆军、扈驾而为西太后赏识,这些反常因素,对晚清来说,正说明了国政日渐荒殆,而对张勋个人来说,没有清王朝“皇恩浩荡”,岂有个人之扶摇直上、飞黄腾达?

  不难想见,张勋出自社会下层,对于原本遥不可及之皇室,其崇拜心理,更甚于官僚阶层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,对张勋来说,这一结果能被接受的前提,是清帝下诏主动退位。袁世凯虽则成了中华民国大总统,但袁本人,也相应地依照退位条件,承担了清廷的护卫者的角色,这是张勋所谓“袁公不负朝廷,勋安敢负袁公”。反过来说,袁世凯如果有负朝廷,则张勋亦可负袁世凯。

  我们从张勋入民国之后的做派,也可以看出张勋本人对于皇权及其政治体系的膜拜。一位徐州的百姓,如是目睹了张勋在徐州的气派,“(张勋)官场气十足,排场极大,每逢外出,即使是大白天,街上的商店均得上门闭户,停止营业,断绝交通,禁止任何行人。他的辫子军前呼后拥,鸣锣开道;警卫人员,荷枪实弹,如临大敌。每五步一岗,士兵亦须面对外提枪,子弹上膛,作备放之势。张勋出辕门时,放炮九响,前边是对子马,双排炮一连人。马队后跟步兵一连,步兵后顶马官撑大红伞,伞后八位轿夫抬着大轿(名八抬轿)。张勋端坐轿内,好像一尊活菩萨,头带花翎帽,帽子上镶避尘珠一颗,背后拖着大辫子,身穿长袍马褂,脚穿长统皂靴,颈系一串所谓的朝珠,当时我很小,躲在门缝中偷看过多次,真是威风凛凛,不可一世。”张勋的这套排场,乃是前清督抚、将军出巡之气派。

  有志于复辟,而不得机会,这是民初的复辟派与张勋共同的困境。在1912—1916年袁世凯当政时代,袁世凯以军事强力,有效地控制了国家机器,并且一度(1914—1915年)相对成功地整合了民初的分裂状态。显然,在铁板一块的袁世凯时代,复辟难以找到缝隙,但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以及袁世凯死去,机会来临了。

  张勋是民国初年相当奇特的人物,所有的“奇”,归根结底,在一个词—“反潮流”。张勋以及定武军,在民国之后,依旧保留前清的发辫和装具,特征相当鲜明。张勋本人,长辫拖地,长袍加身,顶戴花翎,俨然前清督抚的架势。非但本人如此,其麾下“全体官兵仍然拖着大辫子,穿着清朝式的黄色号衣,袖口镶着三道红边,脚穿黑色皂鞋”。从形制上来看,定武军仍像是前清的军队。

  发辫与服饰,仅仅是表象,还不足以引人注意。如果没有1917年的丁巳复辟,作为北洋边缘武力的定武军,最终的历史,可能亦将如倪嗣冲的安武军一样,在军阀纷争中烟消云散。

  公元1917年,中华民国六年。或许,在驻扎徐州的定武军首领、长江巡阅使张勋看来,应当是宣统九年。张勋及定武军入民国之后,受人瞩目,不仅因其军事力量,更因其行为与思想特征。张勋之“怪”,集中了两种符号化的内容,“莽撞的武夫”与“愚昧的怪人”。“莽撞的武夫”,与丁巳复辟相关,而“愚昧的怪人”,则是对其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定见。

 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,曾令张勋剪去辫子,张勋答以“可死不可从”⑦。张勋本人的辫子,至死保留。辫子是清朝遗物,政治意味不言而喻,不仅是忠于前朝,更有反对“新朝”之意。民国肇造,断发令下,叫好者众,但惋惜、反对剪辫者,也不在少数。辫子“维系着家家户户同王朝和传统之间的一种历史联系,因此,剪辫断发不啻是一种严肃的政治选择了”,甚至有兵士,秘存剪下的辫子,以避祸福。

  张勋留发辫的举动,无疑是正面抗拒民国。不过,张勋的“愚忠”,也未必全然不得反对派的同情。1917年丁巳复辟失败之后,孙中山致书广西督军陆荣廷,称“张勋强求复逆,亦属愚忠,叛国之罪当诛,恋主之情可悯。文对于真复辟者,虽以为敌,未尝不敬也”。孙书并痛批在丁巳复辟中起兵讨逆的段祺瑞为“以伪共和易真复辟”。

  张勋死后,曾参与辛亥年江西独立的欧阳武在挽张勋联中称:“戴发效孤忠,无言不仇,无德不报;丹心照千古,其生也荣,其死也哀。”⑩即便是在政见不和的反对派眼中,张勋“戴发”,效忠故主,诚然是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政治品格。

  前朝遗民,很多只是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,没有威胁。对民国来说,真正成问题的是,张勋不是退隐租借地、吟诗作赋不仕新朝的满清遗老,而是手握重兵,一心要搞复辟的赳赳武夫。这不是秘密,只不过民国六年之前,机会没来罢了。一个共和国,非但对于一心要颠覆国体的持君主论的军人听之任之,更赏以高官厚禄,这样奇诡的政治局面的出现,是不是更严重的问题?

  要搞懂新时代的旧式人物,关键在于,既要了解旧时代的塑造,更要弄明白新时代之所以让旧人物不得志的原因,这是我们了解张勋的途径。

  小人物张勋以军功而非科举升任督抚大员,在文官控御政局的传统王朝,这是张勋个人之幸,国家之大不幸。张勋在晚清的升迁史,恰恰反映了王朝的衰败史,两者相互映照。


(责任编辑:邢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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